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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
发布时间:2018-12-09    文章来源:医学教育网 编辑:陈楚滨    浏览次数:179

1911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,海峡两岸中医药的发展颇为艰辛与困难。但不论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,或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,或在日本占领台湾地区期间,都未能阻挡两岸同胞对祖国传统医药的传承、发展与交流,他们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奋力的抗争。虽然中医药发展面临空前的困难,但是,海峡两岸中医界同仁仍然以各种形式传承和发展中医药,两岸中医药交流不断,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,也体现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医缘与药缘。

民国时期(1911~1949年),不论在大陆,或在台湾,中医学的发展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刻。面对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政策,海峡两岸中医界同仁,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奋力的抗争与交流,并且竭力地传承与发展中医学。

时代背景

1911年至1949年,不论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,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;不论在大陆,还是在台湾,中医学的发展都面临着空前的困难。

1912年,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竭力主张废弃中医药。1914年,袁世凯提出“废止中医,不用中药”,汪精卫则主张“不但国医一律不许执业,全国中药店应限令歇业”。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,对中医药也是采取废止政策。尽管在各地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下,当局取消了废止中医议案,但1936年,有关主管部门公布的《中医条例》仍充满着歧视的内容。由于北洋政府、国民党政府妄图消灭中医的政策,使得大陆中医发展遭到严重摧残。

1895年的甲午战争,台湾被割让给日本。为了永久霸占台湾,消除台湾同胞的中华文化观念,日本侵略者强制推行各种“改革”。其中对中医采取自然淘汰制管理,即举办一次考试后不再许可的方式,使中医因死亡老残而自然逐年减少。因此,在日本侵台初期,曾对台中医师进行过一次考试,然后颁发许可证,并规定了许多限制;继而对中医采取扼杀、取缔政策,对具备行医资格的中医师,不发给执照,不准行医。据1897年的统计,土人医1070人,包括汉医1046人、洋医24人;而至1945年日本投降,台湾回归祖国时,台湾持有从事中医执业许可证者仅97人,台湾地区中医药事业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摧残。

民国时期,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与限制,但是这些未能阻挡中华民族对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宏扬,海峡两岸中医药的交流仍然不断。

中医教育交流

20世纪30年代,大陆中医药界一些团体与个人不顾当局的阻挠,相继兴办中医学校,力争中医学校加入教育系统,如上海有上海国医学校、中国医学院等;福州有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、福州中医学社等;厦门有厦门国医专门学校等。这些中医学校的创办,吸引了大批有志于中医药发展的同仁,也吸引了许多台胞来大陆学习中医药。

在台湾,面对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文化同化政策和思想奴化教育,广大台胞一刻也没有停止反抗日本文化殖民统治的斗争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同日本殖民主义者展开了长期的斗争,以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台湾本土文化。许多台胞甚至不畏艰辛,回到祖国大陆学习汉语、学习中医。当时广州、厦门、南京、上海、北京等地大学生中均有不少台湾籍学生。其中到上海国医学院学习中医的台胞有苏丰任、蔡荣华、钟金枝等;在吴瑞甫主办的厦门国医专门学校里学习中医药的有叶振成等。这些台胞通过学习中医药,增进了海峡两岸同胞对祖国传统医药的认同与传承,也体现了祖国医药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。

医事人员交流

民国时期,海峡两岸中医药界人士交往虽然规模不大,但从没有中断。日本占领台湾,使得在台湾从事中医药的环境日益恶化,造成部分台湾中医师不畏艰辛,回到大陆行医;与此同时,这些台胞亦面临着大陆国民党政府的迫害。

1926年前后,有一批台湾籍医生前来福建龙溪、龙海开业行医,如石码的谢忠信、黄德川、林良朋、林亦惠,海澄的许丕峰,浮宫的许丕丞,海沧的史介青,以及分散于各农村集镇的台籍医生,他们都为龙溪、龙海人民进行过救死扶伤的工作。这些台籍医生在行医过程中,有的还积极参与革命活动,如台湾籍医生王辉森大夫,在海澄行医期间,及时把自己在诊病过程中获得的重要情况通报给当地党组织。1938年5月,日本占领厦门后,国民党当局下令逮捕全部居留大陆的台湾籍民。仅石码镇被逮捕者就有20多户59人,其中林亦惠、谢忠信、黄德川、林良朋等医生都遭逮捕并押解连城转入崇安“台湾人集中营”,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才获释放。

20世纪30年代初,台湾医师吕耀唐客居福州行医时,应用枯痔药条秘方治疗内痔收到良好疗效,仿效者不乏人在,对福建中医药治疗痔疮的学术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。

而此时期大陆中医师赴台湾地区行医者,亦不乏其人。早期的如:林培因(1877~1938年),讳肇研,号培因,福鼎沙埕镇人,清光绪丙申年(1896年),进取福鼎县学第九名,后矢志攻读岐黄医术,曾受业于6位老医生,尽得医术奥秘,就诊者络绎不绝,40岁时(1917年),受邀赴台湾,在台北市悬壶数载,门庭若市,震动全台。

20世纪40年代,赴台湾地区行医者较多。举例如下:

许汝南(1888~1949年),字耀川,自幼接受父辈传授医药知识,21岁旅居新加坡,拜田伯良先生(诏安县人)为师,学成回家乡。因其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,而名扬县内外。40年代赴台湾,1946年任台湾省台南市中医公会会长;1947年又回故里。

黄海晏,字河清,诏安人,出身中医世家。随父攻读医书。20世纪30年代赴台。1947年参加考试院中医师特种考试及格。开设寿元中医义诊所。曾任考试院典试委员、中国医药研究所研究委员,台北市中医师公会常务理事、台湾中国针灸学会顾问等职。

海峡两岸中医药界人士的相互交流,促进了两岸中医药学的发展,并成为发展当地中医药事业的骨干。

中药材交流

近代海峡两岸中药材的交流主要是依托两岸经贸活动而进行的。

民国时期,福州是福建省最大的土特产出口及对台口岸,是闽东、闽北以及闽南部分地区的商品集散中心,并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物品,如山西省供给的兽皮和毛皮,从山东省、天津及沿海其他各地以木船运来的蔬菜和药材,来自琉球岛的贡舶输入干鱼、鱼翅、冲燕窝、酒、海参等。福州口岸主要输出茶叶、樟脑、木材、纸、药材、香菇、干鲜果等。

当时厦门的进出口贸易主要由当地的十途郊经营,即洋郊、北郊、匹头郊、茶郊、泉郊、药郊等。药郊从事药材进出口贸易,同时兼办各种海产物,可分为洋货行及药材行。洋货行为主的商号输入的货物有洋参、燕窝、鹿茸、高丽参、鲍鱼、海参、肉桂、龙涎香、琥珀、熊胆、牛黄等,主要从香港输入,供给漳、泉等地。药材行的商号办理的货物有肉桂、珍珠、琥珀、牛黄、犀角等,均从新加坡、安南、淡水等地输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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